清官的前世今生《甘棠》(谭老师讲诗经之五)
2017-03-17 14: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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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老师讲《诗经》之五

《诗经·召南·甘棠》

原文:

蔽芾(fèi)⑴甘棠⑵,勿翦勿伐,召(Shào)伯所茇(bá)⑶。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⑷,召伯所憩(qì)⑸。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shuì)⑺。

《甘棠》白话转述:

棠梨树呀浓荫覆盖如华伞

不要剪它的枝桠不要砍它的树干;

这里可是召伯当年驻留的营盘!

棠梨树呀浓荫覆盖像华伞,

莫要修剪它的枝条毁伤它的树干;

召伯当年就在这里工作休眠!

棠梨树呀浓荫覆盖像华伞,

别剪掉它的枝叶拔损它的树干;

这里可是召伯当年驻扎的营盘!


解读:

《诗经》作为约3000至2500年前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歌颂周民族先祖的史诗、有记叙描写拜神祭祖活动的宗庙宴乐之诗,更有记录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品。除了前两者有迹可循之外,第三种作品很多也本有其事,甚至可以和历史典籍的记载互相印证。然而《诗经》作品文本与事本之间,有些时候却往往有多种可能的联系。本章所讲之《甘棠》,所对应的本事也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两个版本的本事的偏好和选择,可以看出衍生于“颂圣文化”的“清官文化”对古代诗歌文本解读的影响。

一、两个“召伯”,谁种下约3000年前的那棵棠梨?

第一个召伯,姬姓,名奭(shì),他和周武王、周公旦同父异母,周文王是他们的爹。他最恰当的名号应该是“召公(邵公),召康公,召公奭。他的事迹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是周灭商纣王后,他被分封于北燕地(蓟),所以他是燕国的开国始祖。然而他只是派他的儿子去治理蓟地,自己仍留下辅助周王室,他在周的京畿“召地”又有采邑,是为兄的周武王看在他留守镐京辅弼自己的份上,给予的额外奖赏。

二是周武王在位四年便死去,其子周成王年幼,周公旦和召公奭,两个叔叔便辅助自己年幼的侄子。其中一项重大决策便是所谓的分陕而治,在今天河南三门峡陕塬地,立三米五高石碑在分界处,陕地以西召公治理,陕地以东为周公治之。这也是陕西地名的来由。《左传·隐公五年》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尚书.召诰》记录他奉王命营造洛邑,并对前来视察的成王进行劝勉。

三是辅助周成王之子姬钊周康王,开创所谓的“成康之治”,是周能延续八百年的一大功臣。。

四是所谓的甘棠树下公正廉明、勤政爱民的传说。从此以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甘棠》一诗就是赞美召公姬奭的。

第二个召伯,召伯虎,召穆公。这个召公主要的事迹也有四项:

一是周厉王时,暴虐无道,《国语》有“召公谏厉王弭谤”不纳之记载。“国人”暴动,攻入宫中,召伯将太子靖藏匿自己家中,而以自己的儿子替死。厉王出走,也有说被放逐的。

二是厉王被逐后,召公与定公共同执政,时间在公元前841年,史称“共和”,是中国有明确文字记载历史的开始。

三是“共和十四年”后厉王死去,他拥立厉王之子姬靖继位,即周宣王。周宣王时,东方淮夷部族不听周命,宣王命召伯虎领兵出征,平定淮夷。《诗经·大雅·江汉》载“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即指此事。

四是周宣王母舅申伯来朝于周王,宣王很高兴,把位于召南的谢邑封给他,并且派召伯虎带领人马先行为他划定田界,修筑城池房舍,还给申伯送上四马駱车(诸侯级别座驾)、玉圭礼器、粮食补给等,可谓关怀备至。而召伯虎也非常上心,把事情办得很漂亮。其事见《诗经.大雅.崧高》,宣王大臣专门记录此事,“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肄好,以赠申伯。”据说召伯营造谢邑的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棵甘棠树(或者是他种下了一棵甘棠树),申伯子孙后人感念召伯恩典,作《甘棠》以纪念之。

两个召伯生活的年代相差了近两百多年,然而第四项事迹都和甘棠树有关,这就使人们对《甘棠》诗的主人有了两种不同的解读。


二、“清官文化”的源流

人类度过童年期后,每一个民族,在她的文化和文明形成发展的初期,都会出现“颂圣文化”。有文字的民族用文字记录抒写,没有文字的民族则心口相传,古老的神话、英雄传说、部族史诗是“颂圣文化”的主要载体。人们用夸饰的语言,赞美那些筚路蓝缕以开山林,以强悍武力为民族开拓生存空间,用超人的智慧开创本民族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先贤圣哲或所谓的明君。斩杀蚩尤的炎黄二帝,尝遍百草的神农,教人稼穑的后稷,疏导洪水的大禹......颂圣文化在传统社会绵延不绝,在中国更是衍生了它的变种——“清官文化”。

说“清官文化”,则不能不提到《诗经.召南.甘棠》这个滥觞。不过笔者认为,这首诗本身并非赞美所谓的“清官”,它赞美的是贵族统治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为周代封建宗法社会的家天下,甚至是直接为某些宗族关系做出杰出贡献,也有人说是讽刺召伯奭的(后述)。但是和那些三皇五帝之类的古代圣贤相比,召伯奭、召伯虎这些人,从某种角度看,确实也是上古时代的所谓的“官”,一个是太师,一个是太保,他们在后人眼中就是所谓的古代的“清官”了。

周民族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他们在竞争中击败了商文明。这个时候的华夏文明已经有相当成熟稳定而秩序严明的封建宗法制度。在这个封建宗法社会的治理系统里,尽管统治者互相之间都具有亲近的宗族血缘关系,但是这些贵族统治者各司其职,也勉强可算作所谓的“官”了。当那些带领本民族开疆拓土打江山的先贤圣王——如周文王、周武王——逐渐逝去,他们的后继者就不再能具备他们那样的雄才大略与赫赫声威。那么像周公旦、召伯奭、召伯虎这类的人,既忠于本宗族王室,又具备超强政治手腕和治理能力,就代替了古代的圣贤明君,成为了宗法社会中受人敬仰崇拜的角色。这可以说是从”颂圣文化”向“清官文化”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贤臣文化”阶段。


让我们分析一下,召伯从“贤臣”而变“清官”的有趣过程。关于召公与甘棠树的故事,最早的记载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从时间看,在鲁襄公十四年之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就有了关于“召公甘棠理政”的传说,《甘棠》诗也早在《左传》之前几百年就已经诞生,左传里的历史人物经常在言谈中引用《诗经》里的诗句。这样看来,这段对话的人物也应该熟悉《甘棠》诗篇。对话的双方是秦伯和晋国将军士鞅。对话的背景是什么呢?鲁襄公十四年,为了报栎地之战役败给秦国之仇,晋侯率诸侯讨伐秦国。诸侯联军到了泾水拖延着不肯渡河,后来在郑国子蟜和卫国北宫懿子的劝说下,诸侯军队渡过了泾水驻扎下来,可没想到秦国人在上游放毒药,诸侯联军死了很多人。部队勉强前行接战,秦国虽在棫林被击败,但是仍不肯与晋国媾和,晋军主帅荀偃则还想向西继续进攻秦军。可是下军将领栾魇(yǎn)竟然抗命撤退。晋国主帅荀偃眼见自己军队人心涣散成强弩之末势,不得不下令全部撤退。栾魇之弟栾鍼( zhēn))出于军人的荣誉感,感觉窝囊撤退时种耻辱,和士鞅二人脑袋一热回过头冲杀进秦军阵营中,结果栾鍼战死,士鞅逃回。栾魇责怪自己的岳父——士鞅的父亲——中军佐士匄(范宣子),把弟弟战死的责任推给自己的小舅子士鞅,声称要杀士鞅。士鞅逃往秦国。秦国深受晋国强大的压力多年,但秦景公也耳闻晋国卿族大夫势力的崛起,所以非常关心晋国国内的情况。于是便有了(襄公十四年)秦景公与士鞅的这段对话。他问士鞅,晋国的大夫谁会先灭亡。士鞅认为是栾氏第三代,因为虽然栾武子是有德之人,但是他的恩德福荫只能延续到第二代栾魇身上,延续不到第三代栾盈身上。道理是什么呢?这就好比周人感念召伯,便爱护和召伯有关的甘棠树,何况人们蒙受栾书恩典自然也能把感恩之心延续到他的的儿子。

晋国卿大夫的崛起意味着贵族礼乐制度的崩溃,但是崛起的卿大夫本身就是贵族阶层,所谓栾武子的恩德仍然指的是他在家族内部的恩德,更何况是在此几百年之前的召伯奭、召公虎的时代呢。这段对话说明,在宗法社会,所谓“甘棠遗爱”更多地是当时的贵族阶层对那些有仁德施恩惠于本宗族家族之人的感念,而周公“一梳洗三握发”,“一饭食三吐哺”,诚惶诚恐地礼遇贵族阶级的贤能之士,这些贵族精英必定感念他的恩典。所谓周人感念召伯,就是周的贵族统治阶层感念召伯而已。但是这跟日后的所谓普通百姓对清官的感念赞美是有很大区别的。

宗法社会贵族阶层这种对仁德贤能之领袖精英的感念,到了汉司马迁那里则大大变了味道,成了对所谓的好官员的感念。所谓的封建宗法制度,经由春秋数百年的争战,已逐渐瓦解。春秋时代,县制首先从楚武王(公元前740年―公元前689年在位)时代的楚国出现,郡制则由秦国秦穆公时代(公元前682年—公元前621年)肇始。礼崩乐坏的年代宗法制逐渐崩溃衰亡,一方面原来的农奴大批转化为替地主耕种的佃农或者自耕农,一方面是贵族统治逐渐没落,与宗法社会贵族血缘疏远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士的阶层慢慢崛起。中国最初的官的阶层,就从春秋战国的乱局中诞生,并逐渐发展。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时代的西门豹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萌芽雏形人物。两个召伯的活动年代皆为周朝纯粹的宗法制度时期,他们两个人与所谓的“好官清官”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彻底废弃封建制度,实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的推行,任用非血缘关系非世袭的流动的员来治理天下,真正的非封建制(中央集权体制)官员阶层出现了。

周人的宗法制度是真正彻底的“家天下”,“封建分封”制度,看似无私分权,实质却是完全的宗法私天下。而秦始皇不分封,看似是欲将天下收入一人囊中,乃天下至为自私者也,但实质上却形成了独裁者一人之私所操控的“公天下”。这种历史的辩证法是吊诡的,在唐柳宗元的《封建论》中早有论述,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也,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汉代虽然稍微倒退,王族分封和中央集权共存,中央集权仍逐渐获得加强。那么在司马迁眼中的召伯,更多地是从汉朝当下的社会条件出发,营造出来的一个贤臣清官的形象:《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对比之,《左传》说到的召公就是一个有德于宗族,给宗族后人遗留福荫的贤良先人的形象,而司马迁《史记》颂赞的召公则明显有了比较明显的官员的色彩,具有明显的美化、夸饰和理想化的色彩。

谁种下那棵甘棠树,已经无从考究,但是,正是司马迁为我们“虚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臣清官的形象。宗法贵族统治式微后出现的“真正的官员”——《史记.骨稽列传》中所记述的西门豹更接近于是中国第一清官。西门豹虽为战国魏文侯时代县令,他的事迹却没有比司马迁更早的记录。这也正是我认为从司马迁时代起才有“清官文化”的原因。接着狄仁杰、包拯、海瑞......焦裕禄、孔繁森就出场了。“清官文化”的盛行,说明中国人“德治人治”观念和思维惯性的强大。


三、“甘棠遗爱”的主人是谁?

关于《甘棠》诗的主人,因为没有更多的史籍资料,很难得出一个确切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进行合理分析推断不无可能。原因何在呢?为何两千多年来众口一词,大多数人认为是召伯奭?笔者认为,召伯奭活动的年代比召伯虎更早,远在周文明战胜商文明的初始阶段,他的历史地位比召伯虎更高一点,同时关于他分陕而治的传说层次更高。尽管他的政治贡献首先是为了周王室宗族的利益,但是从行为特征看更有一种类似于古代先贤天下为公的道德光环。而召伯虎虽然也有义救厉王之子,与定公共和以及拥立宣王显赫攻绩,但是涉及甘棠树的传说中,他为申伯勘测、修筑和经营谢邑的行为,层次就是为了某个诸侯贵族的封地,缺少那种“为公”天下的道德光环。因此,很少人把“甘棠遗爱”的事迹附会于他的身上。唯高亨先生通过《诗经.大雅.崧高》和《甘棠》一诗互相印证,认为《甘棠》诗之召伯即《崧高》诗所叙令周宣王之命为申伯造城之召伯。

另有蓝菊荪先生之《诗经国风今译》认为《甘棠》诗主人虽为召伯奭,但是非赞美之词,而实为讽刺之作。蓝菊荪先生的著作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对郭沫若先生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推崇备至,声称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诗经》,其倾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认为召伯奭作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高层人物,在辅助周武王、周成王巩固周的统治时,必定要采取残酷权力斗争和阶级压迫的手段。召伯的三个弟弟蔡叔、管叔、霍叔不满召公摄政,便挟持纣王之子盘庚叛乱,召伯(公)以周成王之名东征,诛杀盘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罢黜霍叔,对那些试图反抗的殷朝遗民和奴隶更是大开杀戒。所以他们对召伯的铁腕应该感到恐惧才对,哪里会有什么感恩的歌唱呢。因此蓝菊荪解读《甘棠》诗实在是对召伯的暗讽讥刺。朱东润先生也否定《甘棠》诗是普通人民对召伯的颂赞,司马迁所述之“民人”云云“成为孤证,不能确指民间”。

笔者之浅见,由司马迁始作俑者,根据传说,想象着一个周王室的摄政王在一棵甘棠树下搭个棚帐问政,为百姓公正讼决案件,对百姓嘘寒问暖,这不过是一幅乌托邦画面,是意淫的东西。蓝菊荪的阶级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是却不能排除“甘棠遗爱”是指某些贵族统治者(召公奭、召公虎)对宗法社会的封建贵族阶层的贡献和恩典,这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看法。

参考文献:

一、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二、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三、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四、王守谦、金秀珍、王凤纯.左传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五、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科学出版社,1961.

七、朱东润.诗三百探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八、柳宗元.封建论[M].


词语注释:

⑴蔽芾——树木浓荫覆盖之茂盛状。

⑵甘棠——棠梨树

⑶茇(bá)——居住也。

⑷败——拔取也。

⑸憩(qì)——休憩。

⑹拜——音扒,拔去。

⑺说(shuì)——停下车马休整。

语言文化传承关键词:甘棠、甘棠遗爱


甘棠,即棠梨,查百度棠梨条目,知此棠梨生长分布广泛,别名鹿梨、棠梨、野梨、铁梨等,粤西阳春人称之为棠梨子,或者谐音为棠哶(miē)子,棠梨子常以糖或盐浸渍泡制,酸甜可口,老少咸宜,儿童尤喜之。


甘棠遗爱,典故出自《诗经.召南.甘棠》,如本篇所述。称颂离开某地的贤能有德之人,在地时的恩惠、仁德和贡献。后来常常被人用于称颂离任之清官。清官固然是好人,但是清官文化的价值就比较复杂。因为公民法治社会之建设,显然不能寄托希望于清官。所谓“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之类的观念,实在不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价值观。何况,不管是召公奭还是召伯虎,他们的恩典和福荫是留给周的统治集团和贵族阶层的。如果真从历史的真实去考究,他们一生所奉献的不是什么人民群众,与那些为统治者劳动、服役、打仗的下层民人概无关系。我们的官员要是学了这样的召公召伯,那也就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水平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忘掉什么“甘棠遗爱”吧。至于纪委把召公之“甘棠遗爱”作为廉政文化宣扬则更是可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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